访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

“去年，氢能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并出现在30个省级‘十四五’规划和158个城市‘十四五’规划中。但国家顶层设计缺位、产业链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突破等问题，仍然制约了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表示。

政策“碎片化”明显 无序竞争问题突出

今年，周洪宇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楚合作，提交了《关于推进氢能产业统一大市场协同发展的建议》。

“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调研时发现，这些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我国氢能产业的空间地理版图。但总体来看，当前氢能产业发展协同不足，特别是在市场、税收、布局、人才、金融、补贴等方面。”周洪宇说。

由于缺乏顶层设计，氢能产业协同发展面临较大阻力。“目前，地方政府发展氢能产业的热情高涨，各地纷纷出台支持政策，而国家顶层设计滞后于地方。国家专项规划和基础标准体系的缺失，导致氢能产业发展方向、目标和重点尚不明确，政策‘碎片化’特征明显。”周洪宇指出。

我国尚未明确氢能生产、储运和应用等环节的归口管理部门，相关管理章程、法规体系需要完善。由于氢能发展涉及面广、产业链长，当前不明确的管理体系严重阻碍了跨地区、跨部门、跨产业协同发展。

比如，我国东西部能源分布不均导致上游氢能资源与下游氢能应用市场的空间分布不匹配，需要大规模、长距离运输来实现“西氢东输”，但相关制度欠缺与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限制了氢能储运。

除此之外，各地在推进氢能产业发展时也面临着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风险。氢能市场一体化推进缓慢，难以发挥出氢能产业链各环节的比较优势，市场分割阻碍了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产业链各环节互联互通，各类氢能项目和“全链氢能小镇”等涌入市场，暴露出盲目上马和同质化建设的问题。

“山东半岛在制氢能力和政策环境上有明显优势，京津冀在下游产业发展和可持续性上动力较强，氢能产业不同环节发展优势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各地竞相构建全产业链条将导致氢能产业的重复建设。”周洪宇说。

《2020年氢能应用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氢能产业链相关企业已达2196家。其中，涉及燃料电池、电堆以及关键部件等中下游产业的企业及项目占比超过70%，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同质化严重，缺少全球领先的、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除了宁夏以外的大多数省份都把氢能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和重点放在了燃料电池、汽车及其产业链的发展方面，核心技术研发领域备受冷落。”周洪宇表示，“技术路线各异、专业人才稀缺、技术研发不协同，这些将带来无效竞争和资源浪费。”

加强氢能产业顶层设计 建立统一协调市场机制

如何推动氢能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在周洪宇看来，当务之急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氢能产业发展路线和规划。对此，他建议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统筹规划设计。

周洪宇指出，在氢能产业发展初期，应立足我国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完善政策体系，明确牵头部门，明晰产业链各环节的归口管理部门、制度，明确制氢站、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审批政策及流程，理顺管理体制。

“氢能产业发展亟须建立协调统一的市场机制，规范氢能产业基础标准。强化多能互补，比如，氢能作为能量储存介质参与电力市场。”周洪宇说。此外，周洪宇建议加强设备技术、检测和安全标准建设。

在周洪宇看来，推动形成区域间氢能产业供需衔接、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需要推进氢能全产业链建设。各地应结合产业基础确定发展战略，特别是要注意下游产业应用场景，减少同质化竞争。

“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川渝鄂氢能产业集聚区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探索行业协调、多能融合的发展路径，比如推进煤化工和可再生能源制氢融合示范等。”周洪宇说。

针对一些“卡脖子”技术难题，周洪宇建议在国内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在国际上，加强全世界范围的氢能合作，建立国际合作和创新平台。特别是在氢能产业发展初期，可以引进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技术，在此基础上开展自主研发。

“氢能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财税、金融政策。政府应建立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氢能稳定供应。在深化能源市场化改革时，进一步健全碳定价机制，提升氢能成本优势。”周洪宇说。